由于我写的书、发表的东西颇有数量（当然谈不上质量），好多外地的朋友、读者在来信时，总把我设想的很阔气，诸如：一定有像样的书斋；书斋里一定有很雅的名号；书架子上堆满了书，且都是名书、珍本、秘籍；各种藏书很多，因之书斋很大。
其实这都是误解，绝非如此。
我的住房中确实有一小间是专供我读书、看报、写作的。是否能誉之为“书斋”，实在不敢当。此“斋”也没有什么特定的雅号，好多名号是胡乱想出的，且常常信手拈来，不当真。书架子上总得有几本书，但绝无“满满当当”意味，往往以几本为限。至于很专用、很宽大的书橱，我是没有的，这也可能源于我很不重视“藏书”。书读过之后，以为此后有可能不会再读，便很不吝啬的赠送给喜欢此书的朋友、读者。写书的人兴趣在于读和写，何须用很大精力去“藏书”？
二十年前，《杂文报》要给我开个专栏，并以我的书斋为名号。那时我正住在京郊的一个小镇，见我的院中有三株竹子，于是便想出了“三篁斋”三字，那个专栏也就定名为“三篁斋夜话”。后来专栏结束，加上我又迁入北京的一座塔楼，再有报刊约我搞专栏，斋名也就多变。例如：某夜倚栏见到了大好的月亮；或是某日临窗，见到第一场好雪；再如秋日见到一行雁阵，某年因病提前退休，我也就信口弄了些专栏名号，如“借月斋随笔”、“忆雪居杂谈”、“眺雁楼杂文”、“病庐闲吟”之类。反正我写东西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斗室，叫什么豆薯与信口雌黄，何必当真？
我的书架子上书很少（有时近于没有）。我有个想法：书架子上摆了很多书，写东西就会多些对书的依赖性，难免东抄西摘。凡是我必须借用的史料、典籍、新闻，大都提前读过，援引时也只写出个大意、主旨。我不欣赏离开摘抄便不能动笔的习惯。如果一定要借用古今中外的名言、名句、名段，我大都提前背诵几遍，用起来也顺手，绝不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去摘书。何况，有些书用过了之后也就不再有用，新书新资料频出不穷，何必让书架子上压了很重的“陈货”？
说到我的书橱，专门为了收藏而存放的书，几乎很少。即使有，也只有三类，处理方式也不同：一是我已经出版的书，无论是出版社赠我的二十本样书，还是我自己额外多购的几十本书，只要有朋友来索，我除了留下一、二册作为纪念之外，几乎统统送人，而且只依据索书者的先后顺序，绝不理会来者的尊卑贵贱。二是曾经登载过我作品的报刊杂志，除某些文章作品可供选编文集之外，几乎统统当废纸卖掉。三是大小作家朋友的赠书，读过之后，只要有文学爱好者前来索取，我就送给他。但有两个要求：允许我在扉页上写上“毛志成已阅”几字；让索书者写下某年某月某日“恭读”几字。总之不会使那些书浪费掉。
这样一来，你就会明白我既无令人仰视的书斋、书架，也无沉甸甸的书橱、书籍。
书是使用工具，书是人的奴隶。尊重书不是供奉书或跪拜书。书于自己有收藏价值、装点价值，远不如使广大读者有阅读价值、使用价值。我的看法做法，有人很可能认为玩世不恭，无奈我习惯于此，改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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